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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为什么偏好形象无瑕的村上春树?
来源:四川作家网 | 李菁  2020年07月24日10:34

作品在东西方都曾掀起阅读热潮的村上春树,作息健康,声誉颇佳。他坚持每天跑步,几十年如一日地写作,没有八卦。为什么这种作家形象,受到无数年轻人的青睐?村上春树塑造的人物有哪些特征,为什么受到众人追捧?7月19日,新京报·文化云客厅系列直播第18期,作家张悦然与新京报记者、反向流行主播董牧孜对谈,畅聊村上春树和青春文学。

“局限性”是村上春树背负的“双刃剑”

村上春树的小说总会包含某种年轻的、永恒的特质。被村上春树小说吸引的读者大多成长于物资丰沛的和平年代,与关注历史相比,更在乎个人成长。

在张悦然看来,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要责无旁贷地面对时间,以及时间对人的改变。比如加拿大作家门罗的短篇小说始终关注时间的流逝,人的自我教育、成长,人对过去记忆的篡改、理解,以及记忆怎样塑造自己。而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少用到追忆的视角,也很少处理时间上的变化。他的作品大多都是能在较短时间里结束的现代故事,比如此刻生活里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冒险。读者读村上春树的小说,最终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原地,收获很多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会改变对当下平庸生活的看法。

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会被人有意无意地和疾病连在一起,有着“易感染”体质。张悦然认为,村上春树成为一种健康的隐喻,他和他的人物都非常健康,这也成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在。比如他的《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中,将跑步当做人生的理想来捍卫和守护,向读者展现他努力经营生活、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同时,他的小说中也建立起对青春、时间永恒的追求。

董牧孜谈到,村上春树有着健康的人格,其人格和作品的内在逻辑又是一致的。在他的笔下,主人公永远是一种青春的状态,而没有传统中人物成长所需要的蜕变。“他的分析是非常抽象的。当然他是以一种文学化的手法去处理,可是他对于这些问题本身的理解让我觉得不够戳到痛处,我觉得他是有一套模式化的处理方式。”

张悦然回应到,村上春树的创作和神话学家坎贝尔所提到的“英雄历险”的故事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这样的故事结构势必会有很多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喜欢,用坎贝尔的话来说,这个神话模型潜藏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里。这种故事会唤醒读者的舒适体验,令人沉浸其中。

村上春树一成不变的写作模式引起一些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村上创作面临的很大局限性。对此张悦然并不完全认可:“每个作家都有很多局限,这些局限也是其风格所在。如果一个作家能突破所有语境,也就没有所谓的风格可言了。局限性是村上的‘双刃剑’,也是村上可以获得那么多读者的原因。他的作品很多反而是写实主义的,对于当下人们的心态拿捏得恰到好处。如果一定要说他的作品缺乏真实性的一方面,那就是对失去、对痛苦的体验吧。他的作品缺少一些能够抵达灵魂更深处、震撼人心的东西。”

董牧孜描述村上的作品处于一种经验贫乏的状态,缺少波澜壮阔或者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张悦然则认为,在经验匮乏时代的写作素材问题中,村上找到了一条“违纪的道路”,很了不起。相同城市的生活、相似的人生困境,在大多数作家笔下都差不多,村上一直想让他的小说脱离这样一种千篇一律、平庸的生活。“能将平淡的生活写出不同于别人的惊奇与历险,我觉得他找到了一条路吧。”

面向自我式写作需要寻找“情感支点”

在直播中,董牧孜提出一个疑问:作家是否都比较喜欢“面向自我式”写作。这种写作形式虽然比较容易让读者沉浸其中,但同时也面临困境。

对此,张悦然表示并不太会在创作中直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只会对某个特定的人群产生更多的共情,作家也只可能把情感放在一部分人的身上,理解一些人,接纳一些人,比另外的人更多。作家在创作时应当找到这样的情感支点,然后将自己的情感投注于一些离自己可能看起来很远的人,但又有一种紧密的内心连接。作家不需要一遍遍重复自己的故事,但是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写所有人的故事,所以找到和自己连接的人很重要。

张悦然还谈到,有时候在用过于情节化的方式建构小说时,会产生很多功能性情节和功能性人物,这些角色往往会让作者无暇顾及。在真正优秀的作品中,人物真的有一部分是在小说写作过程中长出的东西,也就是从人物或故事的某种需要中发展出来的性格或情节。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的死亡,看似是必然的结局,但其中又好像有股神秘的力量。

关于写作的“神秘性”,张悦然表示,不会将写作的过程神秘化。她不是那种特别迷信,有着“降灵般”般体验的作家,最多感受到是在每天写作的时候,忽然发现某个人物变得更活跃,更有能量。在她看来,职业作家要避免将写作过程神秘化。“我觉得村上一直在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创作,但他所有谈写作的文章里都有一种神秘化写作的倾向。他每天写作的过程好像英雄历险一样。这一点我是有怀疑的,感觉他的创作过程跟他写出来的小说不完全匹配,他的小说还是建立在理性的构架之上。”

董牧孜将村上春树创作的神秘性归结为仪式感。“就好像当下时髦的跑步教,健身跑步这些都可以成为宗教性的感悟,或者身体体验,这可能与对秩序本身的诉求有关,是一种纯粹的对自我完成的诉求。

张悦然也很赞同这种看法。在她看来,有一类作家是随着时间自然而然的老去,你会感觉到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处理着不同世界的问题。他们的主人公在成长,也在衰老。但是,有些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是不老的,也不成长。前者的创作更看重生命的经验,愿意将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产生的人生思考带入到写作中。但是对于后者来说,虚构本身更重要,作者会在自己的小说世界虚构一个秩序。就像村上,永远在他的虚构世界里面维持着某种37岁的主人公的角色。

不要将小说的虚构情节用现实过度衡量

当下有这样一种现象:很多读者习惯用强烈的道德批判视角审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比如《英国病人》获金布克文学奖时,很多人因为其讲述的是出轨故事而给作品打低分,他们将自己对于一些社会现象或者个人情感经历上的义愤填膺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而另一方面,道德上完美无瑕的主人公往往让人很难与其产生共情。

“这确实是一个困境。”张悦然坦承,在写作的时候虽然会尊重自己的选择,但是外界的声音特别强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我尽量少看社会议题,尽可能的关掉一些外面的声音,尊重自己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的。”

她还谈到,当下很容易将作者的虚构和作者的立场放在一起。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本身创作非常出色,但是也激起很多道德上的诟病和不满。“讨论文学作品的体系和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脱轨了。永远讨论具体的内容,而不是怎么去写这件事情,或者如何将虚构的情节写得更精彩、更有突破。对于中国创作者来说,更需要坚实的虚构堡垒,换言之,这是我虚构的世界,不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标准去考量、评判它,我觉得这个衡量标准非常危险。”(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