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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箫的声音,剑的光泽
来源:四川作家网 | 陈泽宇  2020年12月19日08:08
关键词:叶兆言

文学经验的丰富性与书写视域的多样性息息相关,如果作家的创作凝重自矜,面孔常年如一,固然表达出一种庄重的大愿,但过于缺乏变化与突破,就多少存在着一种艺术自觉上的失憾。——也从而给热衷于归类的阅读者提供了“便利”,可轻松地指认什么是雅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虔诚历史的,什么是敬奉现实的。高妙的作者回避标签,他们进出纪实与虚构的两畔,逡巡于古典和现代的堤岸,致力对复杂世界与人性悖论的开掘。——这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写作技法”,更是一种认知方式与心智结构。试想,如果一位作家让评论界长期“莫衷一是”,令治文学史者总是“寻见难题”,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能意味着其创作与包容性内在牵连,且包容中充斥独异。

叶兆言即是这样一位独异的作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他的不同作品频频出现在各类综述文章里,他本人也常被归进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在先锋、寻根、知青、写实等文学潮流中,读者总能发现他的身影。从“悬挂的绿苹果”到枣树坚硬枝干的阴影,从模糊不清的“魅影黄昏”到刻骨铭心的抗战烽火,从秦淮夜色下的“镜”“楼”“营”“铺”到疏风细雨中的旧都金陵,叶兆言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带来了太多惊喜。苏童说,叶兆言曾概括中国文化是一只箫、一把剑,其中颇有微言大义,而叶兆言的不同作品中,也或隐或显地透露出箫的声音与剑的光泽。

近日,作家叶兆言受聘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在入校仪式暨创作四十年学术研讨会上,莫言、阎晶明、余华、苏童、欧阳江河、西川、白烨、陈晓明、王彬彬、金宁、施战军、徐可、李洱、贾梦玮、王春林、李遇春、顾广梅、康震、张清华、陈晖、张莉、翟文铖、张晓琴等作家学者以“文化记忆与城市传奇”为核心,探讨了叶兆言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

唤醒:文学家业与典雅文脉

“金陵豪客千杯酒,玉叶名家万卷书。通博宽仁追父祖,凌云健笔换鱼车。”莫言以诗题赠,一首七言绝句高度概括了他眼中的叶兆言。如果单论年龄,生于1957年的叶兆言比莫言小两岁,但莫言笑称对方比自己“年长二十岁”,是一位宽厚“长者”,“因为他金光闪闪的家世,他非常渊博的学问,以及他几十年来创作的一系列灿烂的作品,还因为叶兆言的忠厚、宽仁、淳朴、勤奋在作家群体中一直有口皆碑。”

从左往右:叶圣陶、叶至诚、叶兆言

1957年1月,叶兆言出生于江苏南京,祖父是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父亲是叶圣陶次子叶至诚,伯父叶至善,姑母叶至美,母亲姚澄是江苏著名的锡剧演员,人称“锡剧皇后”。出身于江南根脉深厚的书香门第,承传着人文传统浓郁的家学士风,是叶兆言独特的精神背景。家业,是一份特殊的文化记忆。陈晓明认为,叶兆言作品中的温和与散淡,与其家业不无关系。由于特定的历史成因,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存在主题、风格、叙事等方面的割裂,新的历史起源断裂了现代时期的文学脉络,“但兆言没有,他始终保持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保持着和现代文学息息相通的创作。”陈晓明说,叶兆言早期的先锋文学作品《枣树的故事》等,率先确立了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的典范,但他很快出乎其外,转向了《状元镜》《半边营》《十字铺》《追月楼》等“夜泊秦淮”系列的写作,“当我们还沉醉在现代主义氛围的时候,他最早地勾连起文化记忆,尝试把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贯通起来。”陈晓明认为,强调叶兆言的文学家业,是一种文学研究上的正视,叶兆言在新时期将现代文学的记忆唤醒,其秉持的文化精神、写作态度、价值理念都值得今天的学人重新探讨。“在叶兆言身上,我们看到中国作家个人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能以个人之力牵起一种历史、一种我们需要顶住的闸门。”

《枣树的故事》发表于《收获》1988年第2期,《作品》杂志2018年第10期“手稿”栏目刊载了小说手稿

李洱最早知道叶兆言,是源自学者李劼的推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李劼告诉李洱,有一个作家根本不看时下风靡的小说,他喜欢看鸳鸯蝴蝶派、喜欢看钱锺书。很快,李洱读到了这位阅读趣味与当时流行迥异的同行的作品,“《枣树的故事》出版后,我非常激动,是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起看的。我觉得《枣树的故事》里有非常复杂的结构,就尝试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方法来对其解构,但最后发现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解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却无法解构《枣树的故事》。”为什么叶兆言的小说讲究章法又溢出一般的章法?李洱慢慢发现,可能因为叶兆言身上浸染的文人气,因此他的小说不能单纯以现代主义的视角去看,他的作品中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文章的因素,“所以我后来每当看到一些题目,关于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文人等等,就会想到叶兆言,在汪曾祺之后写小说的人当中,我感觉文人气最重、小说最接近文章的就是叶兆言。”

1986年2月,叶兆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死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般来说,饱读诗书与成为作家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前者只是后者成立的前提。谈到新时期饱读诗书且创作成果丰厚的作家,叶兆言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位。王彬彬认为,阅读修养或许无法决定一个作家创作的好坏,但一定能影响其创作的品质与特色。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无法简单比较优劣高下,但从整体来说,现代文学的典雅性远超当代文学,“即便是鲁迅,他的刚烈、锋利和典雅也混融统一,他的骂詈中具备典雅气质。”叶兆言作品里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这份当代写作里罕有的典雅。接续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不仅有典雅特质,还有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王彬彬观察到,近来有不同学者探讨“鲁迅为什么没有多写小说”,这种论证背后的逻辑是“作家一定要多写小说”,但如果鲁迅还在,他很可能反问:为什么一定要多写小说?是否专注于某一类文体,成为一个固定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或剧作家,这在新文学早期不成为问题,在现代作家的文学观念中,个人创作选择体裁,而绝非受其限制。除却大量小说外,叶兆言的散文、文化随笔、创作谈,甚至包括访谈与对谈录,都是其文学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虚构性文本与非虚构文本相互补益,呈现出宽阔的文学风貌。

南京:文化地理与历史记忆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城市书写中,老舍的北平,张爱玲的上海,贾平凹的西安,迟子建的哈尔滨,艾伟的永城(宁波),是笔底波澜的背景,也是小说潜在的主人翁。几乎每一位作家都难以仄身超拔于故乡之外。故土的呼吸、气韵和腔调深深暗合创作的笔触。南京,旧称金陵,一座拥有千年生命的古都,拥有层层叠叠的前世今生。在叶兆言的人生中,除了十七岁北上与祖父和堂兄三午共度难忘一年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未长时间离开南京,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也都以南京为中心。从《五异人传》到《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从《马文的战争》到《玫瑰的岁月》,叶兆言一直在书写他的金陵城。

《刻骨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

《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

“他是书写金陵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王春林认为,叶兆言围绕金陵的创作展现着名士风度,“他的作品充满了‘旧’的意味。有旧味儿,但并不是陈旧的旧,这个‘旧’是以旧为新,因为骨子里他是一个带有民国文人气质的作家,而这种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质、文化气质的作家,在中国当代并不多见。”读叶兆言的系列作品,王春林总会联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王春林说,用这两句诗来概括叶兆言的创作,大概能传达出他想要表达的有关历史、人性、生命的苍茫感。

兴致勃勃地翻看完《南京传》,西川想,如果放在古代,叶兆言大概是一个修史官。但与司马迁创作《史记》一样,叶兆言的历史书写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述,他背负着一份“大记忆”,同时又有自己的价值观,与观察对象之间的疏离感为叶兆言温和的表达增添了几多现代意味,一种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由此诞生。单单有温良恭俭让是不够的,还需发现温良恭俭让中的反讽,发现古早纸墨中的精神飞地。也正如欧阳江河所说,只有懂得反讽的作家,才具备当代性。

译林出版社2020年出版“叶兆言经典作品集”

东吴、六朝、南唐、宋明、晚清民国,叶兆言的金陵书写穿越千年风雨,延续至当代,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从罅隙腠理中被一点点建构起来。施战军称叶兆言这一类作品“广而实如巴尔扎克,深且痛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极为难得地将隐晦时刻处理得周正庄严,“这是一个作家不可忽视的本事”。早在2005年,还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施战军收到刘锡庆先生推荐,读叶兆言长篇《没有玻璃的花房》。在之后为这部作品撰写的评论中,他写道:“记忆,远比伤痕和反思更有质感,它宽广、它细碎、它刻骨铭心、它无微不至,它让你从最初的不懂事中懂得快意和恐惧、它使你稀里糊涂地被命运抓了个正着,尤其是,记忆里乱伦时代的东西就是现今里不断超生的父母,它的孩子遍布在我们周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在施战军看来,叶兆言将南京的历史记忆完整地还原了出来,他通过南京城墙上磨蚀的砖石向读者展示翻腾着历史的烟云,他清浊一并吸纳,专攻与杂取并包,执念与变通互存,是现代文学正宗的遗传者,南京城心腹的叙说者。施战军用“守大道,思远道;造大象,存万象”来概括叶兆言四十年来的创作,并认为学界对叶兆言的认识还存在巨大空间。

错位:生活重组与致敬单数

“对于写小说的人来讲,我们关注一个作家对小说分寸的把握,兆言写得最好的就是人到中老年以后的尴尬。”余华与叶兆言相知多年,读了叶兆言的长篇近作《刻骨铭心》后,他觉得叶兆言写得好看,“挑不出毛病”。余华发现,叶兆言极擅长写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又取得一定成功之人的“尴尬”处境,这种错位感与特殊的人物心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很重要。徐可也认为,《刻骨铭心》是叶兆言近年来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虽名为“刻骨铭心”,但写法上却风淡云轻、不温不火,既没有哀婉痛心,也没有怒其不争,写得非常平缓,叙事几乎白描,“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切大彻大悟的玩世不恭,有着孩童式的顽皮,有趣又不做作。”徐可从叶兆言的字里行间窥见了前辈作家周作人、张爱玲、张中行的身影,读出了在“绅士气”与“流氓气”之下,流淌出的舒缓细腻。

11月23日,2020花地文学榜揭晓,叶兆言《吴菲和吴芳姨妈》(《青年作家》2019年第7期)获得“年度短篇小说”。顾广梅为叶兆言撰写致敬辞:“叶兆言以《吴菲和吴芳姨妈》漂亮地完成了一次有备而来的艺术搏击,也是一次颇具挑战性的写作冒险,他要写出与别人‘完全不一样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不足万言,却将一对双胞胎姐妹跌宕起伏的人生恩怨和无法抗拒的人性纠缠,写得充满命运感、悲剧感。淡然中蕴悲凉,疏离中透关切,短篇小说独有的小与大、轻与重的艺术辩证法得以自如实现。”

叶兆言越写越好,是读者一致的感受。顾广梅说,叶兆言的文字愈发地自由、通透。在分析新近短篇《吴菲和吴芳姨妈》时,顾广梅评价,他“淡然中蕴悲凉,疏离中透关切,短篇小说独有的小与大、轻与重的艺术辩证法得以自如实现。”这份自如,来源于对日常生活书写的游刃有余。顾广梅认为,写生活的能力是叶兆言创作的本真,因为只有在生活的本真里面,在那些破败、碎裂、异化的力量里面,人的生活才有可能被重新组合。

“叶兆言的写作没有疲惫感,他好像在不断地寻求文学的可能性。”回顾叶兆言的许多“箴言”,白烨有一种“咀嚼不尽”之感,比如叶兆言曾说创作“写好写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完”,再比如反思先锋文学,叶兆言说“先锋就是最大的通俗”。这些简单又看似矛盾的创作经验,值得仔细玩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完成《枣树的故事》《五月的黄昏》后不久,叶兆言便发表了《艳歌》《红房子酒店》等作品。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被认为从先锋小说走向“新写实的滥觞”,“以新写实小说汇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如何理解叶兆言的各种变化?张莉认为,每个写作者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词语库”,而每位作家的“词语库”不尽相同,他们选择或摒弃什么样的语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作家的美学观、价值观、人生观。“叶兆言的词语库里有很多陈旧的、属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东西,但是通过他的书写淘洗出另外一种光泽。”张莉认为,叶兆言重新赋予旧词以新质,在看似陈旧中获得了新的先锋性,“每个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面向先驱的写作,这一点在叶兆言老师那里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

近年来,关于叶兆言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左上:黄轶编《叶兆言研究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右上:康烨《叶兆言文学年谱》;下图:周然《近十年叶兆言小说研究综述》。

不断变化,意味着难以规训,这让文学史的权力无从安放,评价或许会产生“错位”。李遇春阅读通行文学史时感受到,先锋作家的文学史排序有着内在秩序,叶兆言往往排在莫言、余华、苏童、格非之后,“我想,叶兆言什么时候会遇到一种历史选择的契机?很可能这种‘反败为胜’的机会要交给未来。”“反败为胜”自是笑谈,但历史化的评价标准不断变化却是事实。真正的大作家无法被归类,也多半无法在当世得以被全面认识,张中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作品直到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才得以广泛流传,而曹雪芹的《红楼梦》沉寂百余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终获得应有的经典地位。顾广梅视这种现象为“作为单数的作家及其写作”——究其原因,是两种冲动导致文学史的重写:其一是来自文学场域各种力量的再次角逐,其二则是作为单数的大作家出现,倒逼惫懒的文学史排行榜自我调整,“如果有一本单独的文学史,应该向这些作为单数出现的大作家致敬,而其中有一位一定是叶兆言老师。”

欧阳江河抄录叶兆言《追月楼》中的一段文字,并在研讨会上将书法作品赠送给叶兆言。“乱世中藏着不嫁的女儿,终究是桩麻烦。娈嫁了一个药铺老板的儿子,嫘的丈夫是个蹩脚小报的记者。冬至过后,追月楼上放了个大火盆。丁老先生静静地坐在那,注视着暗红的木炭,淡青色的死灰,只觉得今冬大胜于昔,自家的身体明显地比过去好。想来思去,终是养浩然之气的结果。虎年去了,迎来了兔子年。正月里狠狠落了几场雪,便到了早春二月。丁老先生布满银丝的头上,从两耳往上至前额,令人吃惊地生出两片发黑的头发来。发黑的头发中间,又有一部分乌发由黑变棕黄,由棕黄转淡黄,黄而近白。见到的人都说好兆头。”

众家谈片,或只是对叶兆言文学世界的大概掠影。阎晶明认为,叶兆言的文学研究在未来必将更加充分,而叶兆言的文学创作也必将持续深入。阎晶明谈到,叶兆言家学渊远且扎实勤勉,他的创作题材丰富多样,在平实、平淡、平和的语言之中,显示出难得的书卷气。作品中既没有浓描重彩的笔墨,也不刻意渲染诗意和张扬知识。他张弛有度的叙事结构,保证了小说在看似散漫中有序推进,在烟火气中呈现人间的温暖。

立足于这种平实温暖,评论界试图给予叶兆言的创作以更准确的定位。正如张清华所说,从叶兆言的创作中,能够“看到深远的历史眼光,看到清晰的文化自觉,看到刻意掩藏而又纤毫必现的文学才华,兆言先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十分重要的大作家,他对于南京和南方历史文化的生动书写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四川作家网 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