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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事勿取》:移民时代与时代遗民
来源:四川作家网 | 泮溪学社  2021年09月14日17:34

泮溪学社:上海大学中文系本科生读书会是上海大学文学院班导师指导制体系下的重要单元,学生在班级导师的组织下,每学期选择一定数量的理论原典及文学作品,开展读书、讲座及研讨活动,旨在协助中文系本科生在专业课程的基础上,拓展阅读范围、深入文本内部,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学文本及文学理论研修风格。

@丁思璐:幽深的水道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口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流动迁徙,城市化与移民浪潮共同构成了时代的强音。

《余事勿取》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发生的,摒弃了情绪的抒发,魏思孝用了大量闲笔描绘了人物的来历和故事,勾连起流动的图景,零度记录角色的行动,在人物的移动、交互中不断扩大迁移的广度和社会的景深。

移动是一个双向概念,迁出地的空虚与挣扎成为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主题。人口洼地、外来文化入侵,原住民无论是出于对过去生活的眷恋和依赖,还是对未知与陌生的惧怕,往往会不自觉地抓住原有熟悉的文化以摆脱面临的冲击感和无助性,却徒留他们失落的历史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侯军、卫学金、卫华邦都是时代的遗民。

卫华邦是书中最明显地具备遗民特质的人。他与时代总是擦肩而过:进塑料厂却遇上环保整治被迫失业,买了骡车而放弃拖拉机,想要卖掉闲置的柴油机却又赌气拒绝,习惯去小卖铺买东西而对超市商场敬而远之。他活得辛苦,但仍然保留着淳朴善良的乡土气质:他会宽慰关停的工厂老板,骡子受惊会检讨自己,劝外甥别用不新鲜的菜做生意……从辛留村大事记可以看到,现代化制度及基础设施建设改变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齐鲁地区的传统农村宗法社会看似已经开始有松散和解体的趋势,但乡村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模式仍然支配着人的命运。猛然遭受冲击的人常常会寄希望于古老稳定的东西,卫学金甚至期望玄学的力量能够指点未来,他去花钱算命换来的只有五十一岁寿命的批语始终横亘在卫学金的生命中。

另一个人物侯军则很早就发觉了自己的格格不入。“以前,侯军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精神混乱砍人的母亲、早逝的父亲、年幼的妹妹构成了侯军仅有的家庭生活。侯军的精神世界是敏感而脆弱的,在QQ空间里他写下“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战争”、“失恋不一定是坏事,可能是你下一个幸福的开始”,昭示着他对拜托自身遗弃状况的渴望。因此他对于爱欲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和无法满足的渴求,他对卖淫女邓蓉一见钟情,为她“赎身”,带她见自己的妹妹,布置爱巢,一起旅游,他试图用假性的婚姻状态逃离孤独空虚的处境。他尝试进入现代生活。但现代生活的虚无和颓废气质又进一步加剧了侯军内心的裂痕,使他丧失了对生活与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朋友王立昌的葬礼在他看来如同乐子,他草率地杀人又随便地自杀。原生家庭赋予的天真与残忍,社会生活的难以融入,使侯军成为了时代的问题青年、社会秩序的局外人、精神世界的失落者。

卫学金的儿子卫华邦走出了农村、进入现代社会,作为大学生前途光明,作为卫家子孙光宗耀祖,但其实他仍然脱不开遗民的身份。命运的无力感已沉淀在卫氏家族中,即使卫华邦未来飞黄腾达,卫家也永远在下边坠着:卫华邦羞于吐露自己窘迫的家境,却不得不骗父亲打钱好让前女友堕胎;前往外地闯荡却毫无成就,最终回到乡村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蜗居于村里的老房子,寄希望于拆迁分房却每每落空。卫华邦代表着更为现代的青年危机,他如同坠入生活的深崖,但却被崖底的大网柔软地兜住,摔不死,也爬不上去,他只能挣扎,不能前进。

《余事勿取》就像一段幽深的水道,永不休止的水浪推动着河床上的小石,有的随波前往他方,有的相撞碎裂,更多的则是沉入柔软无声的淤泥里。那些变革者、冒险家固然代表了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但仍然有大批的人遗留在历史舞台上,他们也仍在表演,却已无人问津。

@温婉沁:虚弱的零余者

魏思孝笔下,2007年12月6日,黄历上危险程度迫近于“诸事不宜”的日子,侯军稀里糊涂地伤人致死,成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凶手,卫学金则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被害人。

生于五十年代的卫学金,是“零余”的辛留村中的“零余”的农民。父母离世,大哥出走,儿女离家,家中仅有妻子为伴。忠厚老实的个性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好过些,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失业、人际矛盾、患癌等灾难性事件接踵而至,而他在临终前忽然意识到了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被逐渐抛弃的过程”。

卫学金是虚弱的零余者。廖技术员他家来暂住,将就睡在逼仄的沙发上,卫学金却连把女婿房里唯一一台电扇拿来招待技术员的权力也没有。在女婿面前,他没有尊严,在廖技术员面前,他更为鄙薄。没有人把他当作“人”来看待,卖掉骡子后他自己成了骡子,一条看家的大狼狗都比他健硕、精神。当他无意识地将自己和动物比较,并由心认为自己不如一个畜生时,已然放弃了自己作为人最后的尊严。卫学金的“零余”体验也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不过是在环卫工面前点燃荒草,没多久,火又自己熄灭了——他的反抗也是如此孱弱。

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多陈述少抒情,笔力是冷峻的,却隐约漫上了无力与空虚。小说的语言与其组成的言语共同升起一层虚弱的网,笼罩着书中的人物与书外的读者。在尼采对后两个世纪的预言下,西方确已被虚无的精神支配。虚无主义作为抗击超感觉偶像的武器,最终又失去了对抗自己的能力。尼采的虚无有两极:积极虚无主义意味着,精神权力提高到以往的目标无法与之相抗;消极虚无主义则表示精神权力的衰落,创造意义与价值的力量的缺席,最终丧失了信仰。消极的虚无主义沉入现代,沉入人群,成为一种感觉上的虚弱的蔓生。

从卫学金到侯军到卫华邦,似乎就是一条由虚弱迈向虚无的路。卫学金是衰老的、无能的,他孱弱的病体和不知前路何在的迷茫造成了他的多余和灭亡。而侯军则是浮躁、自私而平庸的,最终也只能浸泡在被遗弃感与虚无感里,理所当然地蹉跎时日。卫华邦看似拥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选择,但他对自己来路的遮掩又是一种变相的虚无,那些所谓的上升空间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只不过让卫华邦为迎合他者的认同屡屡买单。

精神力量的衰落使人们丧失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也失去了确立目标、理由和信念的能量。年轻人为无法拥有和保持主体性而焦虑,却亦无力替自己负责,只能从众把精神根基安放在看似坚固实则更为摇晃的幻影之上。于是,语词代替人本身,成为了超感觉偶像陨落之后支配新一代人的力量。为了成为“绝对正确”的一部分而攀附“流量”;为了名正言顺地“躺平”,便替追寻意义与价值的人扣上“内卷”的帽子;在社交圈精心装扮自己的人设,却忽略了经营现实生活……不易察觉的虚无感已经趁虚而入,会在某些十分平常的时刻,把我们变成卫华邦、侯军和卫学金。

因此,卫华邦、侯军与卫学金,三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走着,却殊途同归。无力于反抗虚无的侯军也无力于修正自己的命运;没能成功驱散虚无的卫华邦放弃了追寻自己的出口,或许也将成为又一个衰老而困惑的卫学金。

@彭秋豪:法制规则与“关系”文化

《余事勿取》故事主体在21世纪初,作者对社会治理问题的关注贯穿全书的脉络。小说给读者更多的可能性,魏思孝讲述的故事,提供的正是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法律意识淡薄的普通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

《余事勿取》中辛留村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一个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千人的小村庄,三十多年间入狱十几人,死刑三人,自杀九人,意外死亡数据不详。作者将大量的特例聚集到一个极小的空间中,让人不禁好奇,这样的一个“非自然村落”的文化与社会根源,究竟是什么?

魏思孝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书中人物淡薄的法律意识。邓蓉受侯军虐待后未曾报警,只想要杀掉侯军;侯军砍伤人被警察带走,在他和村民眼中竟是某种“履历”;社会青年向李青收取保护费,李青也选择私下复仇;李道广死后,父母孩子的性命则相继受到威胁,吴永林报警使王立昌被拘留三天,他出来后就把吴永林家的电视机和茶几砸了。作者抓住了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法制,也同样抓住了基层乡村的核心观念:关系。书中人物的命运都是在这二者的博弈上逐渐展开。

许桂英的吉星旅馆设有暗娼,生意的存续全靠她原来同事在公安局工作的儿子在扫黄之前能通个气,然而一次声势浩大的扫黄行动使吉星旅馆关门。魏思孝对许桂英命运轨迹的设计,用一个角色的际遇使读者切实感受到时代洪流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启发读者对人情与法制的思考。卫学军和卫学金兄弟的厂房污染严重,又不愿意花钱装环保设备,只寄希望于请客打听消息和托人找关系。两个故事的本质关注的是同一个主题,我们的法制落实在怎样的层面上?灰色地带的人物、产业显然更表现了法制在落实中的某种复杂性。

侯军这一角色的人生更是魏思孝对规则和关系这一对照组的充分表达。侯军童年时期不被关爱,他的“关系”是缺失的。他对爱的渴望因此转变为对关系的渴求,演变为常人完全无法接受的控制欲,和祈求他人认同的自卑感。因此他选择了好控制的邓蓉和能够认同他的王立昌和李道广。同时,他无人照管的童年也同样让他缺少规则的概念,他的恶更多是一种无意识。侯军的杀人行为是非主观的,他和李道广把一个人脱光绑在冬天的树林里,又因为懒惰而不去看一眼,他的无知、无感、无意志在这个荒诞的杀人事件中达到高潮。

落网之前的侯军和李道广走在和平路上,李道广说,怎么这里都关门了,这个老板背景挺硬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的类似话语,构成了魏思孝笔下乡村生活的基本概念,强大的乡土传统在这里仿佛一道大网,“关系”二字是这张网中所有人唯一的“常识”。他们身处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他们已经在现代性中处处碰壁,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关系”之外的社会结构,更无法理解法律、规则乃至法制社会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余事”对于书中的人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在指引着人物一步步在“关系”的语境中迈向灭亡,这是魏思孝留给当代底层叙事的一个答案。